匡时挤世—庐陵志士直面人生的姿态（第五章）
第五章 匡时济世——庐陵志士直面人生的姿态
（作者：李梦星）
隋唐以来，以儒学精神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经济繁荣的庐陵，发达的书院和学校教育，加速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到了宋代，庐陵文化进入了鼎盛的阶段，显示出了和中原文化基本相同的特征：就是尊崇正统的儒学，弘扬当作主流思想的孔孟学说。“修身、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学教育的核心，也是庐陵人士恪守的人生信条和追求的目标。正统儒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催化了庐陵文人的积极入世观念的形成。他们以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为己任，讲求经世致用，兴国安邦，教民化俗，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人生态度方面，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政治观念上，要当“社稷之臣”，为国建功立业；在品格情操上，讲求忠义节烈。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儒学精神中的先进和积极因素，铸就了众多的庐陵英杰。到了南宋，江西成了称为新儒学“程朱理学”的大本营，庐陵便是大本营中的一个重要据点。朱熹把儒学的伦理道德当作天理，使传统儒学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而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欣赏。庐陵人士在理学的影响下，积极“入世”，匡时救弊，刚健有为，忧国忧民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建立了不朽的功业，闪烁着不熄的精神之光。
一、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是儒学的重要学术思想之一。儒家学派主张以“经”来指导为政，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不能空谈“圣言”，要讲求实际的功效，一切学问都要有益于国事。正如清代顾炎武所云：“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一切不为”，应“引古筹今”，作为“经世之用”（《亭林文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把儒学提到了正统地位，却是注重“章句注疏之学”，魏晋的玄学和清淡之风冲淡了儒学的权威。到了唐代，由于皇帝的迷佛溺道，儒学传统有所削弱，五代时，佛道更盛。进入宋代，一批有识之士纷纷觉醒，他们对佛道的“出世”空幻观念不满，致力于改变长期以来佛道的声势凌驾于儒学之上的态势，力求恢复儒学传统，倡导经世致用，创日用事功之业。庐陵的儒士，就是高扬这种思想的勇者。他们或于讲坛，或在著述中强调经为世用的观点。当他们有了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之时，就自觉的“以天下为己任”，实践经世致用的思想。
培养了众多庐陵俊杰的教育家欧阳守道，他对当时流行的务虚空谈表示不满，崇尚求实致用之学。针对科举之弊，他认为“国家以科举取士，士不为举业者吾见罕矣，苟为士则学所当学，日孳孳以终其身，今移孳孳于举业，于身心则无得，于天下国家则无用。然而士不敢不为者，势驱之也。予昔时从事于此，未尝不自笑也。以予之心度他人之心，知凡为此通病也，况词赋之为技，视他文尤难精旷……呜呼，科举之害，千百年未易议其革也，士不能由科举则所谓读而习之者亦安能自己哉？”（《巽斋文集》卷１２）。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指出如仅是为追逐科名而学，于己于国都是不利的。他教导学生们“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同上卷１３），直截了当地要求学生注重事功，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文天祥称这位尊师为“横经论道，一世宗师”。他的治学思想，不同于那些以科举为业的读书人，而是“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１）。
称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他不仅是一位“诗坛霸主”，“还是一位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江西文化》第７章）。他中进士后，历仕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共四十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吏部郎中、礼部右侍郎、秘书少监、太子侍读等官，除写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外，他还写了《六经论》、《圣徒论》、《庸言》、《诚斋易传》、《千虑策》等著述，反映了他的思想成就。他认为六经在指导政事方面占主导地位。尤其《春秋》，是“夫子之所以为政也，徒教而不为政，尧舜不能以经一世，而夫子能以经万世哉！”（《诚斋集》卷８５）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春秋》的作用是指导为政，孔子虽不是什么王侯，但因有了一部有益于政事的《春秋》，就有经万世之功业。所以经世的核心就是为政。他在乾道六年（１１７０年）向朝廷上的《千虑策》中，结合时局，精辟地论述了君道、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刑法、冗官等方面的问题，表现了经世致用的意识。他还认为，不仅在治经时着眼于用，而且一切学问、言论都要“致用”。他说：“论曰：学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布之可以温，故人取之以衣其事，粟之可以饱，故人取之以实其腹。今且有人积布而不衣，藏粟而不食，则虽积藏如山，而夫人者不免于冻馁而死。夫布与粟如丘山而不免于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学道而不用，安以道为哉！”（同上卷８６）他又说：“言非尚于奇而尚于用也。事非难于料，难于处也。奇而无用，能料事而不能处，此岂非士大夫进言谋国之大患欤？”（同前卷８８）他的这些“致用”的观点，对于引导士人面对现实、不尚空谈、踏踏实实为社会作贡献，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流传很广的佛老观念，杨万里很是反感。他在《韩子论》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老子以空虚为道德”，“佛老好其清净寂灭之道，以为此可以悟性命而超生死也”，而实际上大部分人是见到佛老之徒“不业而食，不劬（劳苦）而居”就“幸于其福田利益之诱”去信教，这些人不劳而获，对社会是无利的。由此可见，杨万里是一个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清醒的儒学政治家。
庐陵文化培育的人杰之中，有几位曾居相位，辅佐君王统治天下，位高权重，显赫一时。他们为朝中重臣，施兴国安邦之策，又是饱学经书的儒者，尊经世致用之道。当然，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但，这正是儒学积极“入世”的方式之一，也是实现儒者人生价值的途径。
欧阳修在任谏官和参知政事时，针对北宋社会的弊端，提出了许多富国强兵的主张，对朝廷解决当时“无财用、无兵、无将”等现实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他注重实效、务从实际的功利精神。刘子建先生认为：“其实欧阳修讲致用……讲功利，王安石继之而起”（《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欧阳修所提倡的“致用”之法，对后来的功利理论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南宋中期的名相庐陵永和人周必大，从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年）中进士始，在官场上跋涉了近半个世纪，曾为高宗、孝宗、光宗三代君王效力，任过兵部、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右丞相、左丞相之职。他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又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的政治家，深知以经治政的重要性。但他不尚空论，而是从实际出发，切合现实，以真知灼见赢得了君臣的尊重。孝宗登基后，想做个中兴之主，可当时南宋小朝廷已偏安几十年，歌舞升平的日子消磨了许多人的斗志，也耗损了国力，军队管理松驰，兵不精将不良。在这种情况下，出动兵力大规模地讨伐金国，收复失地，无疑是劳民伤财的。周必大任宰相上的第一个奏章就提出“今内外晏然，殆将二纪，正可惧之时，当思经远之计，不可纷更欲速”（《宋史·本传》）。意思是说，现在社会还稳定，但要居安思危，考虑到长治久安，不可急于求成。可见必大所持的是稳健持重的内政外交方针，认为必须要积蓄国力，整顿好内政，才能去与金国抗衡。所采取的措施一要强兵，整肃军纪，二是富国，稳农促商，三是安民，对灾民抚恤，四是政修，择人才和考官吏（《省斋文稿》卷１１）。这些务实的策略，他不仅向皇上提出，还制订了相应的条规，亲自督查落到实处。周必大遵循的“致世”原则，在当时收到了实效，也成为庐陵后学的楷模。
二、革新图变
改革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庐陵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与一批革新图变的志士仁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不满足于固有的传统，勇于冲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抱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不同的领域开拓新的天地，显示出旺盛的创造力和勃勃的生命力。他们改革的精神，创新的观念以及所产生的效果，为庐陵文化注入了活力，增添了光辉。
在政治思想上，破天荒地提出“改革不息论”的，是民族英雄文天祥。
南宋政权建立以来，除孝宗稍有振作，其他的几个皇帝满足于偏安江南，不思进取。理宗登基后，也沉溺声色之中，在位多年无革新举措。而时局并不可乐观，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虎视眈眈，仗兵强马壮威胁江南，国内政治腐败，人民困苦，积贫积弱。受庐陵文化熏陶的文天祥，对政治危机有清醒的认识，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深感担忧。他在宝祐四年殿试的对策中，明确地提出除弊革新，改革不息，以振国威的观点，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他从《易经》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概念出发，认为“不息”为宇宙的根本法则，不息就是变化革新。他指出，天不坠落，在于“运”，地不塌陷，在于“转”，水不腐，在于“流”，日月星辰之所以常新，在于“行”，天地间“生生化化”，总是不停息地运动着。生活在天地间的人，应当“法天地之不息”；引申到政治上，同样是要变通、改革不息。他在《御试策》中写道：“自太极分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亦不息……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然而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道之在天地间者，常久而不息，圣人之于道，其可以顷刻息邪？”“天地之所以变通，固有其不息者为之，圣人之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文天祥认为，“法天地不息”首先要从思想和精神上振作起来，树立政治改革的决心，然后才能表现到实际行动上来，切实进行不断的改革。他说：“圣人立不息之体，则敛于修身；推不息之用，则散于治人。立不息之体，则本之精神心术之微；推不息之用，则达之礼乐刑政之著。”文天祥还认为，改革不仅要持之以恒，而且应该兼及内外彼此，全面推开。他说：“既往之不息者易，方来之不息者难；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难。”“不息于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内；不息于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彼。”他觉得要达到的改革目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年仅２１岁的文天祥，能如此全面精当地论述“不息”之论，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和对世事、时势的洞察能力。
文天祥关于法天不息，改革图变的理论，使他成为了吉州第一个状元。三年后，边境形势恶化。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年）８月，蒙古军渡淮河，挥戈南下，９月便突破长江天险，围攻鄂州。朝廷一片混乱，权奸董宋臣提议迁都四明。在此危难当头，文天祥挺身而出，写了《己未上皇帝书》，提出了挽救危机的主张，具体提出了革新的四项方案：“简文法以立事”，“仿方镇以建守”，“就团结以抽兵”，“破资格以用人”。还提出斩董宋臣以安人心。虽然这些建议未被昏庸的皇帝采纳，但表现了文天祥拳拳爱国之心。这些改革主张，是一份可以资政的宝贵文化遗产。
在坎坷不平的人生旅途中，文天祥一直把“法天不息”的思想当作遵循的准则，表现了一种不断进取、积极的人生态度。任地方官时，他革除旧弊，创建功业；在遭受厄运时，以不息的精神予以抗争。他的图变革新的思想，成为后人破旧创新、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革新图变，欧阳修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在仕途跋涉了４２年的欧阳修，曾任参知政事，参与了朝廷的决策，担任过执政要员，经历了北宋王朝先后两次大的社会改革——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在奏章中，多次表达了革除旧弊，刷新政治的思想。他认为，出现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吏治不清，“今天下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欧阳文忠集·奏议集》卷１），要救民疾苦，“择吏为先”。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他连上三状，提出了整顿吏治的具体办法。一是实行按察制度，加强对官吏队伍的管理，“甚恶者黜，有善者升”（同上），提高官吏的素质。二是任人惟贤，选贤任能，打破陈规旧制，不拘一格选真才，“有贤豪之士，不须限于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同上，居士集卷４６）。三是赏罚分明，激励官吏建功立业。“劳臣不赏，不可劝功，死士不赏，不可劝勇”（《新唐书》卷１０７）。“赏一人而千万人悦者，赏之；罚一人而千万人劝者，罚之”（同上，卷１１２），以此激励贤能之士建功立业。针对国家“财用不足”，影响边防的时弊，欧阳修提出了通漕运、尽地利、榷商贾等改革建议。针对军队数量多而缺乏战斗力的问题，他提出了裁汰冗兵、越次选将、改变战略的兵备改革主张。他的这些改革构想是切中时弊和切实可行的。
在庆历新政酝酿和推行期间，欧阳修是积极参与者，坚持改革的立场，与保守派作坚决的斗争。当时，范仲淹等有识之士为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忧虑，认识到只有改革除弊才有出路。仁宗也想有所作为，但被不思振作的丞相吕夷简等保守派所蒙蔽。吕夷简压制打击改革志士。任谏官的欧阳修坚定地站在改革派一方，上书直接指责诋毁范仲淹的高若纳“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当双方斗争达到白热化时，保守派诬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引起仁宗的猜疑。此时，欧阳修毫不畏惧写了著名的《朋党论》以辩诬，对仁宗消除猜疑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欧阳修等人的力荐下，范仲淹终于为相，使他能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方略。在新政实行期间，欧阳修积极建言献策，提出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的办法。欧阳修转任地方官后，仍密切关注改革动向，继续上书批驳保守派给新法罗列的罪名。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并未退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行改革措施，如减少冗员、募人耕种沿边之地等。回到朝廷后，欧阳修受命主持礼部贡举，他决心借科举取士的机会，痛惩当时流行的险怪华艳的文风，倡导平易自然的文风，领导了影响深远的诗文革新运动，促进了文学领域一代新风的形成。欧阳修有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思想，也有改革的实际行动。他矢志不移进行改革的思想和成果，在民族文化宝库中书写了不朽的篇章，也是对庐陵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
文学创作上勇于创新的诗人杨万里，自成一体，别开生面，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杨万里是一位爱国者，忧国忧民，为国富民强奔波操劳；他又是南宋杰出的诗人，一生写了二万多首诗，题材非常广泛，惜乎只存数千首。著名主战派领袖张浚勉励他“正心诚意”，于是，自号“诚斋”。他的诗名远播，时有“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之誉（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又颂之为“四海诚斋独霸诗”、“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公”（项安世《题刘都监所杨秘监诗卷》）。连大诗人陆游也说：“夜读杨卿南海句，始知天下有高流”。“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剑南诗稿）卷１９、５３）。由此可见杨万里诗歌在文学上的地位。这位誉为“诗坛霸主”、陆游也自谦不如的诗人，正是以不凡的勇气，摆脱了前人诗歌创作的清规戒律，向传统文学中最正统而严肃的文体诗歌表现形式挑战，在创作实践中实行大胆的变革创新，大量吸收民间口语，描述日常生活，形成一种平易自然、活泼而泼辣的诗风，走诗歌大众化之路，给诗坛刮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像一枝鲜嫩的荷花开在深幽的诗海王国。难怪项安世由衷地赞之为“诗界前无古”。
杨万里创造的“诚斋体”，是在广泛学习前人作品，积极吸收之后形成的。可贵的是他能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他自己说过，写诗先是学江西诗派，接着学习陈师道，以后学习王安石，后又学唐人绝句，可越写越觉得是步人之后尘，了无新意。他认为，“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渊明）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绍兴三十二年，他在零陵任职时，觉得过去写的一些诗不满意，便毅然烧掉一千多首，其中也有不少好诗，连当时的诗人尤延之都觉得“焚之可惜也。”到他写作《荆溪集》时，他“忽若有悟，遂谢去前学，而后涣然自得，时目为诚斋体。”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杼”（《宋诗钞·诚斋诗钞》）。杨万里不为已学的知识所囿，既敢于冲破旧套，又勇于否定自己，终于走出了新路，在诗歌的殿堂中独树一帜，引人注目。
木材计量的“龙泉码”，创历史之最。
庐陵盛产木材，并以标长质优畅销全国。在木材交易过程中，人们往往苦于材积和价格的计算不便。因为木材长短不一，粗细不一，而且同一根木头两头大小也不同。怎样将千差万别的木头的材积和价格用一个统一的办法计算，使各地的山农和木商苦恼而探索了许多代。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各定标准或由双方估价了事，但影响了大范围的流通。明代龙泉县（遂川）有一位叫郭维经的儒士，中了进士之后在朝廷任御史，多次奉命巡视江淮，严惩酷吏贪官，享有威名。母亲病故回乡服丧，不满时政腐败，在家住了六年。遂川是木材的重要产地，他常去木材的产销地探访，发现木材计量时传统方法不科学不实用，便于出嫁在泰和木材商肖家的长女探究一个简便宜行的办法。经屡次实验，发现在木材兜以上五六尺长的地方，用有刻度的软篾尺量下一围长，就可知木材的大致体积。他们将围长折算成两、钱、分码价，以“两”为一个计量单位，乘以市场上每“两”的时价，就是木材的价格。每根木头都可以计算出具体的码价，累加起来，就得出了一堆木头有多少“两”多少价。此种材积和价格的计量方法虽不十分准确，但很方便，一学就会，容易推广，得到了木材商的认可，很快流行开来，通用全国，人称“龙泉码”。郭氏父女突破传统，创造新的计量方法，不仅大大减轻了劳动量，还促进了木材的流通。此码流行数百年，直至近几十年才逐步被更科学的方法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