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井冈——红色摇篮（壹）

罗霄山脉的赣西湘东相邻的九陇山区一个仅十几户山民居住的小山村里，1927年9月29日来了一支灰布军装五角红星的队伍，后来传唱的民歌是这样唱的：

三湾降了北斗星，

满山遍野通通明，

一九二七那一年，

三湾来了毛司令……

拨开红色崇拜的动情诗意，历史的真相其实是十分严酷的！ 来到永新三湾小山村的这支不足1000人的队伍衣衫褴褛，神色疲惫，征尘杂血痕：一路败退，军官逃跑，许多伤病员，疟疾横行，人心迷茫。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在党内军内连遭失败还没有力挽狂澜的领导出现的情况下，这支队伍的前途其实是如滔天汪洋中的一叶舢板一样，随时都会葬送在不测的历史风云中。

党的“八·七”会议后，刚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主动请缨而受命为湘颜边界起义前散委品入书记，领导发动湘东赣西秋收起义。起义予9月9日进行，在毛泽东为书记的统一领导下，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号，总指挥户德铭。秋收起义是在“全党工作重心在城市”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举行的，按照湖南省委要求起义部队必须夺取中心城市一一湖南省会长沙。秋收起义部队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加上起义部队组成复杂、一时无法统一指挥协调、邱国轩为团长的第4团起义后叛变投敌等种种原因，很快就失败了。部队在萍乡芦溪遭遇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这位我党早期的军事干才，也不幸牺牲，年仅23岁！未被打散的不足1000人，经莲花县而败退来到了三湾村。

秋收起义以来20天，起义队伍只余下七分之一，损兵折将，军心浮动。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8个前委也死的死，逃的逃，到达三湾时只留下毛泽东等3个人。连领兵的师长余洒度（不久后即叛变）等不少上层军官都灰心丧气，随时准备脚底抹油开溜。

大浪淘沙，疾风劲草。时年34岁的一介书生毛泽东留着许久未剪的长头发，拄着拐杖，拖着正患足疾的病腿蹒跚在这支队伍的行列中。按惯例，他还没有这支队伍的军事指挥权，只被官兵们尊称为“毛委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却以他的学识和胆略，逐渐成为了这支队伍的灵魂。在三湾，毛泽东利用部队休整的几天组织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

改编首先是缩编，全师缩编为一个团，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改编最为精彩的历中性是将党代表制度在基层连队中建立。在此以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有些受中国共产党影响或掌握的军队中也有设党代表，但只是到师、团级，只能说是我党和不是共产党员的上层军官的一种“统战”形式罢了。而“三湾改编”后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 连有党代表，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将出身贫苦农的下层军官及广大战士团结在党的周围，“党指挥枪”这条十分重要的建军原则由此确立，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掌握的人民军队诞生了！

改编另一重大举措是将民主制度引入军队。此前，这支部队的旧式军队痕迹很浓，军官的军阀作风，随意打骂、体罚士兵；三、六、九等的待遇差别，官兵鸿沟较深等，“三湾改编”时在连队上设立“士兵委员会”， 由普通的士兵组成参与军队的内务管理，监督军官政治、军事及日常生活。

“三湾改编”的军事缩编、政治灵魂的全新铸造，对于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和随后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10月3日，初冬的艳阳天，三湾枫树坪，经过几天整编后的部队集合了，愿意离开部队的发给了路费自行离开，余下700多人在聆听了毛泽东一席鼓舞斗志的动员讲话后，向更深的山窝里进军了。

何外安家？宁冈乃弹丸之地，是建县较晚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山区小县，1330年左石才从水新县析出建县，1914年正式命名“宁冈县”， 当时全境人口不到10万人，稍有点人烟的不过古城、新城、龙市、葛田等几处。古城会议上宁冈县党的负责人龙超清建议凭到茅坪安家。茅坪，黄洋界北麓的小山村，古木参天，沐数百年风雨的枫树、樟树葱郁奇崛，溪流淙淙，山石磊磊，20几户杉皮屋顶黄泥筑墙的客籍人家。但是，茅坪却是井冈绿林领袖之一袁文才苦心经营的老巢，一山能容二虎？

袁文才，原名选三，祖籍广东梅州，1898年10月出年于茅坪马源坑一户客籍贫苦人家，曾在永新县城的禾川中学上过学，与永新县城南街上“海天春”茶馆老板的儿子贺敏学有同窗之谊，也就与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贺怡相识。1924年，他因报地方劣绅的杀母辱妻之恨参加了井冈山的绿林组织“马刀队”， 从书吏师爷而成为了头领，并与占据大井、茨坪一带的另一绿林领袖、同是客籍人的王佐岁在同庚而义结金兰。1926年9月在国内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中，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人了党，担任过宁冈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1927年的7月，因长沙“马日事变”波及湘赣边界，永新县党的组织负责人如贺敏学等人

被国民党右派逮捕人狱，袁文才受贺子珍的邀请，联络王佐和安福的王新亚，演出了三县农军攻打永新县城，救出了贺敏学等80多位党的骨干与革命群众的一出活剧，为毛泽东在井冈山进行武装割据作了某种意义的铺垫。

10月6日，毛泽东“单刀赴会”，在茅坪附近的大仓村与井冈绿林袁文才会面。毛泽东给了袁文才一份丰厚的“同面礼”：100多支钢枪。在那个群雄逐鹿的乱世，以险兵婴占重要分量的武装割据中，这100多条钢枪赠送给素昧平生的可能的对手，这是何等胸襟气度！袁文才感动了，袁文才盘踞的山寨大门打开了！10月7日，工农革命军从古城来到了茅坪，袁文才腾出农民自卫军住的祠堂，做工农革命军的营房，请来了当地最好的中草药医师，给伤病员诊治。“九·九”秋收暴动以来，部队终于有了一个“家”。

正患足疾，走路一瘸一跛的毛泽东被袁文才安顿在茅坪的乡土郎中谢慈瑞家里。这幢一进二层土筑泥墙的山居，楼上有一间阁楼小间开了一个八角形顶窗。这间被历史传颂的“八角楼”的小阁楼就成了毛泽东的办公、生活的地方。

分兵游击，扩大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同时也是为了筹集军队需要的给养，一路由年仅21岁的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向湖南安仁、茶陵方向游击。该部于10月21日攻占湘江支流咪水河边的茶陵县城，当天又撤出，回到宁冈。另一路由毛泽东自己带领准备去攻克湖南酃县（现为炎陵县）， 后得悉县城有重兵把守，只好绕道，折往水口。部队驻扎在水口时，发生了师长余洒度私自脱逃的事情。余被哨兵发现截回交给毛泽东处理，毛泽东还是大度地批准了让余离队，并说“捆绑难为夫妻，革命得靠自觉”。就像多少年后，追随了毛泽东快一辈子的林彪驾机出逃，毛泽东只有慨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他总是用民间的充满智慧的谚语、俗语轻描淡写地化解重大的政治危机！曾是：支部队最高军事长官的余洒度当逃兵，与十几天前古城会议期间团长苏先骏当逃兵一样，当然会引起毛泽东深深的思考。他深感“支部建在连上”对稳定军心，增强部队战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水口的叶家宗祠里，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赖毅、鄢辉等6位普通士兵的入党仪式。宗祠阁楼里的马灯映着窗外的月色，一张写了“CCP”三个中国土产党英语缩写的字母，一张写了“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的誓词，两张红纸辉映6张年轻兴奋的脸庞，毛泽东给他们讲解这红纸上的字的含义，并举起右手领誓。

部队向湖南桂东与江西遂川交界处的山沟里转移。不料在遂川大汾镇附近，遭遇到遂川地方反动民团、穷凶极恶的肖家壁的偷袭。初冬十月，人烟稀罕的井冈山的丛林野岭上游荡着这么一支又一次败退的队伍。当时的连党代表、后来的共和国元帅罗荣桓是这样回忆的：部队快到黄垇时，毛泽东身边只余下30几个人，大家“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10月24日，在离井冈山茨坪南边不远的荆竹山，毛泽东站到一块被当地老表称为“雷打石”的巨石上，召集部队训话，第一次提出了部队的“三项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打土豪要归公；

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在荆竹山，毛泽东与王佐派出的“探子”朱诗柳接上了头。原来，袁文才已向毛泽东介绍他的这位拜把子“老庚”， 毛泽东有意要他修书一封，还在水口驻扎时，毛泽东就遣人持袁文才的这封引荐信与王佐取得了联系。

王佐，又名云辉，号南斗，祖籍福建汀州，出生于遂川县下庄，也是客家人，当过裁缝，6年前参加了井冈山的绿林组织。大革命中受党的影响曾将自己率领的“绿林”改编为农民自卫军，在大革命失败后还与袁文才、王新亚一道于7月18日攻打永新县城，解救了永新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他和袁文才各保存了60支钢枪，啸傲井冈，占山为王。

10月27日，在王佐的盛情邀请下，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了茨坪。茨坪，层峦叠翠，溪沟纵横，只有20几户山民居住的一块山间小盆地，但在当时的500里井冈山却是人烟鼎盛的大村庄了。茅坪，茨坪，顾名思义，生长茅草，生长荆棘的山间小坪地。一在黄洋界北，一在黄洋界南，分别是宁冈、遂川山区里的大村庄，既是山区交通歇脚之处：“鸡声茅店月”， 也是散兵游勇草莽绿林藏身之地：“天高皇帝远”。

毛泽东慷慨赠送70条钢枪给王佐，王佐怎不感动？他绿林生涯6年的苦心经营也不过拥有60支枪。王佐知恩图报，也豪爽回赠500担稻谷给革命军。原先暗存戒心的绿林朋友都开启了心扉，山寨大门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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